文章來源：經濟參考報 發布時間：2020-06-23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大力踐行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三個變革”，既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長期著力的關鍵，也是推進中央企業高質量發展需要持續發力的重點。站在“十三五”規劃收官和“十四五”規劃開局的新起點，中央企業在深入總結評估“十三五”規劃的基礎上，始終堅持和貫穿體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三個變革”要求，必將對“十四五”規劃編制的戰略性、科學性與時代性起到理論指引和推動實踐的作用。
新時期新階段 “十四五”規劃的時代背景
中央企業“十四五”規劃，既關系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也關系著國資國企事業的大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全面客觀、完整準確預判和把握“十四五”時期主客觀條件及其演進態勢，是中央企業“十四五”規劃編制的前提與基礎。
第一，國際環境將發生深刻復雜變化。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十四五”時期，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不確定性加大、變化速度加快、復雜程度加深。
第二，國內經濟仍面臨較大考驗壓力。中國經濟具有充足發展韌性。“十四五”規劃將發揮承前啟后、承上啟下的歷史性作用，我國經濟社會進入補短板、筑根基、促改革、強素質的發展階段。從總體增長態勢來看，中國經濟規模總量不斷擴大，增長速度下行將是基本趨勢。但經濟發展質量顯著提升，將有助于克服制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相對乏力等問題。從產業發展格局來看，消費將進一步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特別是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等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將有助于克服消費增長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從區域發展狀況來看，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狀況將得到明顯改善，這將有助于進一步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和激發經濟發展潛能。從主要挑戰任務來看，補短板、強弱項仍將是“十四五”時期最為迫切緊要的課題。總體來說，一方面，“十四五”時期更要增強信心、保持戰略定力，理性地看到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另一方面，要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不足，在推動經濟穩中有進、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防范重點領域風險和提升經濟運行質量等方面持續用力。
第三，中央企業需鞏固深化發展成果。中央企業要繼續發揮“壓艙石”“穩定器”作用。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與“十三五”期間不懈努力，中央企業在經濟效益、產業布局、國際化經營、管理水平和社會責任等諸多方面成績斐然。一方面，這為“十四五”規劃奠定堅實的基礎、打下良好的開端；另一方面，這也對“十四五”規劃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對“十三五”時期經驗與教訓的系統梳理和深刻總結，對“十四五”規劃的科學思考和精心謀劃，是鞏固深化改革發展成果以及推動中央企業再上新臺階的必要舉措。
新使命新任務 “十四五”規劃的重點方面
以發展規劃引領經濟社會發展進步，是黨治國理政的重要經驗。科學制訂實施發展規劃，落實國家戰略決策部署，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十四五”規劃編制需要將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緊緊貫穿其中。
首先，以質量變革為主線統領“十四五”規劃。
質量變革貫穿其中，這是中央企業“十四五”規劃的主線與基調，主要包括產品與服務質量、結構質量和體系質量等三個方面的變革。
一是產品與服務質量。產品與服務是連接企業和市場的橋梁，是市場競爭制勝的決定因素。質量是企業的立身之本，有形產品和無形服務的質量關系企業生死存亡，是市場經濟和企業成長規律的本質要求。從基本定位來看，中央企業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不斷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不斷推動中國服務向中國標準、中國服務向服務全球轉變，力爭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使中國產品和中國服務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國家名片”。從主要特性來看，要充分結合產品與服務的特點、功能以及用戶的需求、期望，聚焦產品與服務品質提升，加強質量管理體系建設，嚴格質量過程控制，推動產品與服務更新換代，延長產品與服務生命周期，突出耐用性、可靠性、維修性、安全性、適應性、環保性和經濟性等。從提供過程來看，產品與服務更要著眼于滿足不同用戶需求的個性化、精準化，更易于組合使用的模塊化、集成化，以及更適合認可接受的數字化、場景化。
二是結構質量。要布局結構戰略性調整、核定主業主責范圍和嚴控非主業投資，推動中央企業布局結構不斷優化，產業發展質量不斷提升。但結構不僅指產業結構，還應包含其他方面；結構也不是靜止不變的，需要及時、動態地加以預見并調整。從產業或業務結構來看，中央企業傳統或原有產業、業務的轉型升級、提質增效，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形成；實體產業與金融產業之間等，都需要通過優勝劣汰、強進劣出的競爭機制，推動資源與能力向優質的、戰略性的、有前景的業務、單元或產品集中，夯實持續發展基礎，鞏固市場競爭優勢。從投資結構來看，投資結構直接關聯著產業結構，主業與非主業的投資比例，主業內不同業務或單元的投資比例，同一業務或單元內部的投資比例，不同區域市場的投資比例，境內與境外的投資比例等，都需要給予高度重視。從財務結構來看，財務結構直接反映著投資結構，資產中流動資產與非流動資產的比例，負債中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比例，資產與負債、負債與所有者權益之間的比例，營業收入中經常性與非經常性、營業內與營業外收入的比例等，都需要給予優化調整。從組織結構來看，要繼續落實瘦身健體要求，壓縮管理層級，減少法人戶數，做強總部，做精專業，做實基層，打造精簡高效、充滿活力、富有能力、形成合力的組織架構。
三是體系質量。知識經濟時代的市場競爭，已不再僅僅局限在點、線、面的層次，而日益呈現出立體化、系統化、體系化、鏈條化等特征。從產業體系來看，中央企業對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體系掌控與運用能力，將成為做強做優的重中之重。要針對產業發展現狀，圍繞產業發展需要，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布局支撐產業發展的技術體系、協議體系、標準體系、產品體系和專利體系，努力實現體系的突破、超越與領先。要積極謀劃全球市場布局，更深更廣融入全球供給體系，實現出口產品從中低端到中高端，出口市場從亞非拉市場到歐美澳市場，以及出口形式從產品出口到產品、資本、技術、服務、管理等多種形式組合出口的轉變。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價值創造和管理能力，主動防御供應鏈斷裂危機，做好相關應急預案，防止極端不利后果，確保產業體系的韌性、彈性、適應性和自愈性。從管控體系來看，清晰適宜的管控模式和有效好用的管控手段，是企業愿景、使命及規劃得以執行落地的重要保障。企業集團與分、子公司之間，總部與分部之間，職能條線之間，業務條線之間，職能與業務條線之間等，要形成協同運轉、協調運行的工作體系。要積極完善公司法人治理，將黨建工作要求融入公司章程和規章制度，推動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治理體系。要聚焦企業關鍵業務、改革重點領域、運營重要環節，強化重點事項監管，逐步建立和完善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實時動態的監管體系。要強化風險意識、合規意識，以高標準、嚴要求、硬約束健全完善內部控制和風險防控體系。
其次，以效率變革為引導提升“十四五”規劃。
效率變革貫穿其中，這是中央企業“十四五”規劃的主題和基點，主要包括生產效率、決策效率和運營效率等三個方面的變革。
一是生產效率。生產效率高低既受到企業所處經濟社會以及自身成長階段的制約，又會反作用于經濟社會以及企業自身成長的過程。從生產要素來看，中央企業要對包括勞動、資本、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也包括管理、技術、信息等無形生產要素在內，實現最佳的組合、配置和優化，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資源的利用效率以及投入的產出效率，確保人均產值、人均創效、人均成本等指標控制在合理區間，獲得溢出效應和協同效應，力求最小投入獲得最大產出。從生產過程來看，要立足生產的全過程、全周期，緊盯生產過程中的短板與薄弱環節，定向發力、精準發力，合理調整和改進生產組織模式與管理模式，大力提升生產的質量控制精細化、制造過程數字化和整體環節效能化的水平。從生產方式來看，貫穿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總體要求，生產的理念、目標、標準與評估要全方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重視并推進精益生產、實時制造、柔性生產、生產系統化、過程標準化等方式的運用，全面提高生產的智能化、數字化、信息化水平。
二是決策效率。中央企業成長發展所處外部環境的機會與挑戰、風險與收益并存，需要及時捕捉市場機會，快速做出應對回應，并確保決策與部署自上而下能夠得到無偏、準確、嚴格貫徹和落實。要完善各層面主體議事規則，細化“三重一大”事項決策程序，明確各治理主體定位、權限與責任，推動黨建制度與行政管理制度緊密融合。集團層面、各業務單元層面制度相互銜接，堵塞管理漏洞，消除管理盲點。要在制度完備、程序規范、要求明確的基礎上，統籌考慮決策效率與決策程序的相互關系，避免出現為了決策效率而忽視決策程序或者為了決策程序而影響決策效率的問題。要開發和使用輔助高質量決策的信息化支持系統，為保證決策質量和提高決策效率提供有力技術及智力支持。
三是運營效率。中央企業要繼續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大“僵尸企業”處理和困難企業治理力度，積極穩妥完成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三供一業”管理職能移交、廠辦大集體企業改革和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等工作，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減輕企業負擔，為企業市場化、現代化、法制化運營以及提高運營效率創造有利條件。要科學設置效率效益、過程控制等約束性指標，強化關鍵指標管控，發揮考核指揮棒作用，抓好開源節流、降本增效和增收節支，降低整體運營成本，提高整體運營效率。要針對運營中的瓶頸、難點、痛點問題，通過體制機制變革、縱向監管指導和橫向溝通協調等舉措，破解制約運營效率的阻力與障礙，防范化解運營過程中的風險。要特別重視的是，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產業布局的拓展、管理幅度的增寬，運營管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響著企業龐大組織體運轉的狀態。要深刻看到互聯網以及區塊鏈技術的出現與應用，極大地提升了信息數據傳輸、處理和運用效率，已經在廣泛地改變著企業運營管理方式。要通過年度會議、督辦督查、信息通報、考核評價等多種方式，借助信息化、數字化、生態化、集群化等手段，助推運營效率不斷與時俱進。
最后，以動力變革為基礎推進“十四五”規劃。
動力變革貫穿其中，這是中央企業“十四五”規劃的關鍵與支撐，主要包括改革動力、創新動力和人才動力等三個方面的變革。
一是改革動力。從改革意義來看，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調整、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中央企業要深刻認識到，改革不僅要貫穿在國資國企事業的全過程中，而且要始終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動力之一。從改革方向來看，應當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改革標準，堅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價值標準，堅持真正確立企業市場主體地位、增強企業內在活力的原則，聚焦重點領域持續深化改革，在夯基壘臺、立柱架梁的基礎上，全面推進、積厚成勢、聚沙成塔，全面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
二是創新動力。從創新使命來看，中央企業要以搶占科技創新制高點為目標，始終堅守科技創新骨干力量的使命擔當，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服務國民經濟社會發展，放眼世界科技發展前沿，堅持問題導向問題指引，圍繞主業主責加大投入，激發內生動力，提升創新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加快創新成果產業化、商業化、系列化的轉化。從創新平臺來看，要持續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積極參與新型舉國創新體制的探索與實踐。按照“獨立性、專業性、系統性、完整性”的要求，加快推動研發機構和創新平臺能力建設，通過組建戰略聯盟、合作技術研發、共享研發成果、開展股權合作等多種舉措，實現需求牽引與技術推動相統一。從創新生態來看，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大力實施以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互聯網時代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激發創新活力和創造潛能，推進技術創新、體制創新、機制創新、管理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加速推進戰略性創新項目落地，加快創新成果培育孵化，打造協同作戰、協作分工、協調共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成果共享的高質量生態圈。
三是人才動力。從總體原則來看，人才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支撐，世界一流的企業要有世界一流的人才隊伍。應堅持“黨管干部、黨管人才”，匡正選人用人導向，健全完善人才選拔培養、管理使用、考核評價統籌推進機制，建設忠誠干凈擔當、高素質專業化的干部人才隊伍。從建設內容來看，要遵循人才成長規律，創新人才培養機制，優化人才隊伍結構，著力提升人才隊伍素質，提高人才價值創造能力，構建形成創新型管理人才、開放型科技人才、智造型技能人才的隊伍體系，培育打造多元化薪酬激勵、體系化發展交流、系統化能力提升的體制機制，以高質量人才隊伍助推高質量發展。
新征程新挑戰 “十四五”規劃的兩個要點
第一，“三個變革”的互動融合。
新故相推，日升不滯。“三個變革”是中央企業當前階段、“十四五”時期乃至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需要著力加以推進和實施的。唯有秉持變革的理念與要求，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三個變革”是中央企業“十四五”規劃的重要方面，但“三個變革”之間不是涇渭分明的，也不是彼此孤立的。在貫穿與落實某一方面變革要求與內容的基礎上，還要注意“三個變革”之間的相互結合、相互促進、相互融通。使得“三個變革”展現出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特征，確保“十四五”規劃成為高質量的發展規劃。
第二，“三個變革”的豐富完善。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以“三個變革”引領“十四五”規劃，這是因為“三個變革”體現著經濟發展的規律與要求，具有客觀性和必然性。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三個變革”重點內容，更多是共性的、普遍的和基本的要求；重點內容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始終處在運動變化之中。因此，對于不同的中央企業，在貫穿“三個變革”總體要求的基礎上，還需要結合企業的定位使命、成長階段、行業屬性、業務特點、問題短板等，個性化、針對性、具體化地加以補充、調整、豐富和完善。堅持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確保“十四五”規劃更好地發揮戰略導向與發展引領作用。
中央企業以“三個變革”引領“十四五”規劃，提高政治站位，主動擔當作為，貫徹新發展理念，聚焦高質量發展，高屋建瓴，統籌規劃，為者常行，行者常至，就一定能朝著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目標不斷邁進。
【責任編輯：語謙】